【导读】对话美国B Lab创始人：商业向善全球运动的发起、动力和影响力评估
图片来源：http://www.bcorporation.net/what-are-b-corps/the-non-profit-behind-b-corps/our-team
机构简介：善与志（微信号shanyuzhi2015）旨在记录、观察、评论、探索高效慈善的战略和方法，组织海内外学者和行业精英策划和撰写关于有效捐 赠和基金会管理的文章，为个人和企业等组织的捐赠带来最大的社会影响力。您可以发邮件至contact@shanyuzhi.com或直接回复微信订阅号与我们联系。
本期提供善与志-B Lab英语采访语音，欢迎收听！
B Lab Jay Gilbert 1
00:0029:20
采访嘉宾
Jay Cohen Gilbert（杰‧格尔伯特），美国知名社会企业B Lab 核心创始人。
策划与采访
善与志全体（何莉君、王群、姬晨、朱照南）
时间
2016年5月13日
采访地点
美国
B Lab是一家致力于推动全球范围内商业向善的非营利机构，其愿景是让所有的企业不仅成为世界最成功的企业，还要成为对世界最有益的企业，从而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共享繁荣的社会。该机构面向全球认证B型企业，认证内容主要包括公司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履行、透明度、以及法律公信力。同时，该机构还大力推进公司的商业利益与社会使命的战略统一，帮助公司评估关键的影响力指标。B Lab在影响力投资家和社会企业家当中享有很高声誉。善与志非常荣幸能与其核心创始人杰‧格尔伯特先生对话，并代表善与志的读者提问。
本文在访谈的基础上，略做修改。善与志已经和B Lab达成协议，之后由善与志编译B Lab的系列官方讲座。预计八月初会给您带来题目暂定为“何为B Lab？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的讲座。另外，善与志会在近期撰写一组影响力评估的文章，同样也会涉及B Lab。敬请关注。
何莉君：首先，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创立B Lab的呢？我知道您之前是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创建B Lab 这个想法是如何诞生的？
杰：B Lab是由三个人一起创立的，我是创始人之一。我们三个是大学同窗好友，创建这个机构前我们分别是企业家、投资者和管理者。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和不同企业家和投资者交流，探讨影响力投资空间、可持续性商业、小额信贷、绿色建筑、公平贸易、有机作物、清洁技术、以及我们能做什么来支持他们的工作。在与所有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交流中，我们得到了一致的反馈，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他们需要一个帮助维持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使命的法律治理结构，尤其是当公司规模增大、引进外部投资者时，这种法律结构变得非常必要，它能促使公司决策时考虑各利益相关者，还能促进公司和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执行这种可扩展的诚信责任。
第二，他们需要一套标准，将践行较高水平社会责任的公司和空喊营销口号的公司区分开来，因为市场上有些公司只是声称他们的业务是如何环保、如何负责任、以及如何可持续。
这两项需求说明创建一套标准来区分真伪益公司势在必行。另外，我们需要一套法律治理结构来帮助社会共益性公司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我们创立B Lab来认证那些达到严格审核标准并具有高透明度的公司。
姬晨：您在创建这个机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您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比如您是如何在行业里建立信任，从而得到行业认可？
杰：问得好。对最早采纳我们认证的公司来说，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帮助我们在他们中建立信任和信誉。首先，B Lab的三位创立者都有丰富的从商经历，正因为我们不是来自非营利组织或学术界，其他商业人士才会信赖我们。他们知道我们了解经营一家公司有多么不易、理解公司想要盈利并产生积极社会影响力会是艰难的权衡。所以，我们的信誉首先来源于我们的商业背景，我们曾经打造过很成功的公司，并有过成功的投资。
其次，我们和非营利活动家或学者不一样，因为我们并没有强加给企业一系列的要求和准则，也没带去既定的议程要求他们配合执行。我们是去提问并寻求答案，而这些企业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因此，这些企业感到我们和他们是在一起构建标准体系，他们在这过程中能发挥主动性，共同参与建立标准。
王群：企业被认证成B型企业后，你们如何监测和控制这些公司的后续表现呢？据我所知，B型企业要提交年度共益报告（benefit report），B Lab会随机抽取10%的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您能详细谈谈这个过程吗？
杰：好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B型企业每两年都要重新认证。每次认证，这些公司必须重新完成影响力评测（The B Impact Assessment），上传所有必需的文件，复审小组将对他们进行电话审核。如果经过这一系列审核后，公司总分仍保持在80分以上，他们将被列为随机现场审查对象。所以不要以为只要一次认证，你就可以永远是B型企业。很显然，随着时间推移，公司业务在变，公司行为也在变。同样，我们的标准也在变。每隔两年，B Lab就会发布新版影响力测评。例如，今年 1 月份，我们刚刚发布了第五版，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第六版。所以每两年，我们会重新评估和认证这些B型企业。
何莉君：促使企业去寻求B Lab认证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杰：企业不同，驱动力也不一样，但有一些原因是普遍的，其中之一就是加入了B型企业社区，就能够和其他B 型企业领袖一起实践积极影响力。这些领袖愿意使企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而且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被认证的卓越成就。在这样一个社区中，大家不仅志同道合，而且都很出类拔萃。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型社区，公司间互相帮助，提高彼此的影响力表现，还可以在这里寻找合作伙伴，探寻协作方案，比如联合营销或共同开发产品。因此，成为这个社区一员是成为B型企业的最主要动力。
另外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促进公司文化建设、提高员工参与度的有效途径。不论你是小公司还是较大的快速成长的公司，如果公司文化与公司使命紧密相联，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因为人们并不单单是为了薪水工作，也是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成为一家B型企业有助于提升公司在现任员工和潜在员工间的形象，员工可以充满自豪感地工作，他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值得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所以B型企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创建的社区，还在于它能有效地向员工传达公司文化和使命。这是我们从全世界B型企业中听到的两个最主要原因。
何莉君：已有研究表明员工和求职人员确实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或企业公益，但和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B Lab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
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和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相比，B型企业有几点不同。首先，B型企业对员工、社会、环境影响力评估是有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由企业资源提供，而B型企业是独立且全面的认证。企业在公益或志愿服务中做的事情并不能反映这家企业是如何对待员工、供应商和环境的。此外，一家零排放或低碳企业也并不能展现出企业对待社区或员工的方式。所以相比较而言，B型企业的标准是全面且客观的。
第二点不同在于B型企业的测评是完全透明的，而非只片面展现良好行为。在总分为200分的影响力测评中，B型企业必需达到最低标准80分。但无论他们的成绩是80分还是120分，他们都必需公开自己在各个维度的成绩，比如说员工待遇、环保责任以及客户满意度。所以B型企业对大众是全面透明的，不管是投资者、员工、还是顾客，他们都能全方位了解B型企业的表现，而不是仅仅看到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选择性披露的信息。
第三点不同，这也可能是最显著的不同，即相比较传统公司，B型企业及其董事需要履行更大范围的诚信义务。也就是说，在法律义务上，B型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也要在更大范围上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总的说来，B型企业认证是全面的、公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三点使 B型企业区别于传统公司，甚至是那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
何莉君：下面这个问题来自我们一位中国读者，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您会考虑将B Lab的认证扩大到非营利组织吗？特别是像私立学校或医院这样的收取服务费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或其它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或医院并不是以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方式运营，它们有时候看起来像营利机构，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商业化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它们需要达到一定标准，从而确保他们的公益性。所以，您会考虑向这类组织推广B Lab吗？
杰：这个问题很好。B型企业的标准体系与影响力评估可以为任何组织所使用。它们可以服务于任何非营利性机构，而且有许多非营利机构正在使用我们的影响力测评工具来衡量员工、社区以及环境方面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的服务已经扩大到这一领域了，目前有健康服务类、教育类以及其他的非营利组织正在使用我们的工具。但是B Lab不会认证这一类型的机构。因为我们认证的目的是在盈利性企业中区分出那些表现卓越的公司，这些公司在社会、环境影响力评估中达到了严格的标准并且它们是透明的、负责任的企业。这个认证领域是最混淆的，所以我们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在非营利领域，至少我们知道这些机构正试图创造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这些机构的运营目的。但对于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他们有赚钱的法律义务，所以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当他们宣称，他们正在做别的事情时，很多时候公众不相信他们。因此，这方面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是有帮助的。所以虽然非营利机构也在用我们的评估标准，但我们只认证盈利性企业。
姬晨：我们注意到B Lab积极地构建行业生态系统。您能介绍一下B Lab在这方面的工作吗？比如据我们所知，B Lab建立了IRIS 标准体系，您能详细谈一下吗？
杰：好的。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不是每家公司都会成为B型企业，一个更明智的目标是让每家公司都渴望成为与B型企业类似的公司。所以我们希望创建一系列的工具和程序，来帮助每家公司按照严格的标准去衡量和管理它们的影响力，使它们对待影响力像对待产品一样严谨。其中一个成果是我们发起了“关键项评估”（a measure of what matters）的倡议。这个倡议的核心内容是：既然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商业管理者学习了如何管理要评估的指标，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评估最关键的指标，评估会对员工、社区、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力的关键事项。我们用于认证B型企业的影响力测评体系免费提供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我们把它当做免费的教育和管理工具。目前，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40000多家公司正在使用这个工具。所以，B Lab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各种工具，这样能方便人们开始学习如何运用企业行善，如果这些企业已经开始行善，这些工具和资源也将帮助它们在这一领域深入实践。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关于我们刚刚谈到的认证所涉及的法律需求。我们创建了与众不同的公司结构，我们管它叫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目前这一公司的法律形式已在美国32个州获得批准，这些州的任何公司都可以采用这一新型的公司结构，这个新结构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和公司使命一致。我们有影响力测评的管理工具，还有共益公司治理工具。目前，美国有3500多家公司采用了这一法人形式。
正如您所说的，目前B Lab正在建立利用企业力量实现公众利益的行业生态系统。现在一共有1700 多家经过认证的B型企业，有3500家公司注册成共益公司，有42000多家公司正使用共益公司影响力测评工具。这三种公司都追求企业与社会的共益，它们构成了这一生态系统，而B Lab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公司提供所有提升的工具和途径。
另外，我们还在做两件与建立行业生态系统相关的事情。我们试图将这些工具纳入商学院和法学院的课程中。目前全球有500多家大学加入我们的“B 型企业校园计划”（B Corps on Campus Initiative），它们正在使用我们协助开发的利用商业来促进社会发展的课程，这样我们下一代的商业领袖就能掌握这些技能。
最后，我们即将成立一家媒体公司，叫做 “成为变革力媒体”（Be the Change Media），其业务包括出版杂志、创建网站、以及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鼓励人们运用商业行善。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认证公司，我们还在努力在市场建立一个生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们从事商业活动不仅为了盈利，还为了追求更高的目标。
王群：您刚才提到现在有1700多家B型企业。首先，您能谈谈这些公司的行业以及地理分布情况吗？其次，目前只有少数B型公司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B Lab在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呢？据我所知，目前香港和台湾都有B型企业，但中国大陆数量为零。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这1700多家B型企业大概涉及150多个不同行业。很明显，在消费品行业聚集了大量的B型企业，比如说食品、饮料公司、个人和家庭护理类产品公司。另外一个突出的行业是服务业，像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网络开发商、IT公司。消费和服务行业也是经济体中最大的两个行业，也聚集着最多的B型企业。总体上，B型企业分布在超过150个行业中，包括银行和房地产公司、家具制造商、风险投资基金、可再生能源公司、服饰公司等，行业分布非常广泛。
在地理分布方面，预计在今年年底，美国境外的B型企业数量将超过美国境内。在美国甚至北美以外，B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快。发展快的地区通常是我们在当地找到合作方的地区。不难猜到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相距很近，B Lab的第一个合作方来自加拿大。目前在加拿大有100到150家B型企业，这归功于当地有人在努力建立B型企业圈子，使B型企业成为人们愿意讨论的话题，并在公司高管之间口耳相传。
接下来有一群南美洲企业家联系了我们。他们中有一位来自哥伦比亚，一位来自阿根廷，其他来自智利。他们告诉我们，B型企业的推广活动大大鼓舞了他们，而且在拉丁美洲有很多企业家怀有相同的目标。他们想探讨是否可以创立南美B Lab。我们同意了这一提议。在南美洲，这一组织叫做 “共益生态”（B Ecosystem ）。多亏了这些企业家，B型企业得到了良好的推广。目前南美洲有150-200家B型企业，这要归功于致力于这个项目的当地人士，他们每天都在做支持性的工作。
在这之后，有５-６家澳大利亚B型企业联系了我们，他们说澳大利亚的B型企业太少了，希望发展更多，他们建议在澳大利亚举办会议，让更多人了解B型企业。我们非常认同这个想法。因为这群企业家有各自的公司需要打理，他们想找人专职来拓展B型企业社区。于是每家公司都拿出一些钱，雇了一个人来负责当地的B型企业事务。这人一开始是兼职，后来转成全职。目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差不多100家B型企业，有专门的组织支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最近是来自英国。
所以只要当地有企业想加入这个全球影响力领袖圈子，它们会率先成为B型企业，待当地有了一定数量的B型企业后（在某些地区可能是3到4家，也可能是10到15家），它们会汇集一定的资源，可以在当地一起成立或与其它组织合作成立B Lab。但是如果缺少本土的领导力积极支持和参与，北美的B Lab没有能力在世界上其它地区有效推动B型企业发展。
事实上，有很多原因造成B型企业在中国的缺席，刚才提到的这点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我们的测评体系也没有推出过中文版本，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中文版本。刚才您也提到台湾、香港有一些B型企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深圳、西安或成都没有出现B型企业。但我相信也许在你们的推广之下，最终中国大陆会出现B型企业。但如果我们没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B型企业的数量还是会很有限，可能只有10到20家。如果我们最终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他们应该是认识到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B型企业社区的重要性、并愿意促成这个社区在中国成立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工具支持他们。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当地的企业家或企业才能够引领本土的B型企业发展，而不是远在北美的B Lab。
姬晨：您对中国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或者社会企业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杰：非常感谢。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中国社会企业的现状以及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知道如何修改我们的标准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可能会对B型企业感兴趣的社会企业领袖，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确定谁可能是未来创立B Lab（中国）的合伙伙伴。我们最需要的是与我们目标一致的本土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了解我们需要与哪些中国机构建立联系并向他们学习。
姬晨：您目前有潜在的合作伙伴人选吗？
杰：没有。就像王群所说的，这些伙伴必须来自中国大陆，而不是香港或台湾。这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相关的合作关系，所以很难确定合适的合作伙伴。
王群：我想跟进这个问题。您刚才说您想修改标准使之更适合中国。目前这个测评体系应该是对全球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都一致适用的标准。您的意思是针对中国的这套标准会有所不同吗？
杰：问得好。我们的影响力测评有72个不同的版本。当一家公司登陆我们的影响力测评网站，他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其中三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公司的员工数量、所处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基于这些问题，系统会自动为这家公司定制一套影响力评估方案。对于一家小型的律师事务所和一家大型的制造商，他们的评估方案是不同的。一家在深圳的制造商和一家在旧金山的制造商，他们也会有不同版本的测评指标。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标准顾问委员会，一个针对发达市场，一个针对新兴市场。它们都会有涉及员工、社区、环境影响力的问题，但根据公司的规模、区域和行业，问题会有所不同。
随着B型企业社区的壮大，包括在新兴市场，我们面临着更多的区域性不同，比如中国的企业与公民社会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和拉丁美洲是不同的。由于在任何地方或国家都有大量公司，我们设计了区域或国家的特定问题，这样我们的标准能够与当地情况更相关，也更有用。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公司来试用我们目前的标准体系，他们能够告诉我们哪些问题是有用的，哪些问题在中国情境下没有意义，哪些问题需要改变，以及我们还需要提出哪些适用于中国公司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没有中方的合伙伙伴，没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公司进行试验，我们没有办法开发出适用于中国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大的样本量才能对系统进行智能性提升。
何莉君: 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标准和有效性必须要高且可靠，否则的话，又谈何公信力呢？所以，就您刚才的问题，我想简单地谈一谈中国的社会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从我的研究经验以及和中国社会企业的交流中，我觉得中国的社会企业更类似于收取服务费的慈善机构。也许您知道，在中国很难注册慈善机构，所以大多数非营利机构以公司的身份注册。但是在本质上，按照美国的标准，这些公司应该是公共慈善机构。虽然他们收取了一些费用，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再是非营利组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中国的社会企业中来寻找合作伙伴会很难，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传统的有社会使命感的公司。
杰：您说的很有道理。有很多的B型企业更像是社会企业，这是一方面。但也有很多大型的传统公司在社会影响力方面表现卓越，所以您刚才说的很有道理。由于社会企业更接近非营利性质，我们要更关注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对B型企业推广感兴趣的传统企业。
何莉君：好的。我们也将帮你寻找可靠的中国合作伙伴，如果看到相关信息或一些机构对B型企业感兴趣，我们会帮助你们建立联系。
杰：谢谢你，莉君。谢谢你们抽出时间来采访。这是我们建立与中国联系的第一步。首先是在沃顿峰会相识，然后有我们今天的谈话，就这样一步一步，我们将建立与中国的联系，并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推动B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善与志：感谢您抽出时间和我们交谈，我们知道您非常忙，谢谢您接受采访。您今天讲得很棒，我们很期待与更多的中国读者分享。
杰：谢谢善与志。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B Lab和B型企业的信息、有意成为B Lab的中国合作伙伴、或愿配合B Lab开发针对中国企业的测评标准，欢迎发邮件至contact@shanyuzhi.com。
英语语音听写和中文翻译：翁小年，国内NGO 从业者。
校对与责任编审：何莉君、王群
微信编辑：王天宇
引用和转载说明：请务必注明作者和出处。出处为 《善与志》2016年总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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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www.bcorporation.net/what-are-b-corps/the-non-profit-behind-b-corps/our-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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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ab Jay Gilbe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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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地点
美国
B Lab是一家致力于推动全球范围内商业向善的非营利机构，其愿景是让所有的企业不仅成为世界最成功的企业，还要成为对世界最有益的企业，从而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共享繁荣的社会。该机构面向全球认证B型企业，认证内容主要包括公司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履行、透明度、以及法律公信力。同时，该机构还大力推进公司的商业利益与社会使命的战略统一，帮助公司评估关键的影响力指标。B Lab在影响力投资家和社会企业家当中享有很高声誉。善与志非常荣幸能与其核心创始人杰‧格尔伯特先生对话，并代表善与志的读者提问。
本文在访谈的基础上，略做修改。善与志已经和B Lab达成协议，之后由善与志编译B Lab的系列官方讲座。预计八月初会给您带来题目暂定为“何为B Lab？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的讲座。另外，善与志会在近期撰写一组影响力评估的文章，同样也会涉及B Lab。敬请关注。
何莉君：首先，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创立B Lab的呢？我知道您之前是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创建B Lab 这个想法是如何诞生的？
杰：B Lab是由三个人一起创立的，我是创始人之一。我们三个是大学同窗好友，创建这个机构前我们分别是企业家、投资者和管理者。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和不同企业家和投资者交流，探讨影响力投资空间、可持续性商业、小额信贷、绿色建筑、公平贸易、有机作物、清洁技术、以及我们能做什么来支持他们的工作。在与所有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交流中，我们得到了一致的反馈，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他们需要一个帮助维持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使命的法律治理结构，尤其是当公司规模增大、引进外部投资者时，这种法律结构变得非常必要，它能促使公司决策时考虑各利益相关者，还能促进公司和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执行这种可扩展的诚信责任。
第二，他们需要一套标准，将践行较高水平社会责任的公司和空喊营销口号的公司区分开来，因为市场上有些公司只是声称他们的业务是如何环保、如何负责任、以及如何可持续。
这两项需求说明创建一套标准来区分真伪益公司势在必行。另外，我们需要一套法律治理结构来帮助社会共益性公司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我们创立B Lab来认证那些达到严格审核标准并具有高透明度的公司。
姬晨：您在创建这个机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您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比如您是如何在行业里建立信任，从而得到行业认可？
杰：问得好。对最早采纳我们认证的公司来说，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帮助我们在他们中建立信任和信誉。首先，B Lab的三位创立者都有丰富的从商经历，正因为我们不是来自非营利组织或学术界，其他商业人士才会信赖我们。他们知道我们了解经营一家公司有多么不易、理解公司想要盈利并产生积极社会影响力会是艰难的权衡。所以，我们的信誉首先来源于我们的商业背景，我们曾经打造过很成功的公司，并有过成功的投资。
其次，我们和非营利活动家或学者不一样，因为我们并没有强加给企业一系列的要求和准则，也没带去既定的议程要求他们配合执行。我们是去提问并寻求答案，而这些企业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因此，这些企业感到我们和他们是在一起构建标准体系，他们在这过程中能发挥主动性，共同参与建立标准。
王群：企业被认证成B型企业后，你们如何监测和控制这些公司的后续表现呢？据我所知，B型企业要提交年度共益报告（benefit report），B Lab会随机抽取10%的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您能详细谈谈这个过程吗？
杰：好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B型企业每两年都要重新认证。每次认证，这些公司必须重新完成影响力评测（The B Impact Assessment），上传所有必需的文件，复审小组将对他们进行电话审核。如果经过这一系列审核后，公司总分仍保持在80分以上，他们将被列为随机现场审查对象。所以不要以为只要一次认证，你就可以永远是B型企业。很显然，随着时间推移，公司业务在变，公司行为也在变。同样，我们的标准也在变。每隔两年，B Lab就会发布新版影响力测评。例如，今年 1 月份，我们刚刚发布了第五版，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第六版。所以每两年，我们会重新评估和认证这些B型企业。
何莉君：促使企业去寻求B Lab认证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杰：企业不同，驱动力也不一样，但有一些原因是普遍的，其中之一就是加入了B型企业社区，就能够和其他B 型企业领袖一起实践积极影响力。这些领袖愿意使企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而且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被认证的卓越成就。在这样一个社区中，大家不仅志同道合，而且都很出类拔萃。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型社区，公司间互相帮助，提高彼此的影响力表现，还可以在这里寻找合作伙伴，探寻协作方案，比如联合营销或共同开发产品。因此，成为这个社区一员是成为B型企业的最主要动力。
另外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促进公司文化建设、提高员工参与度的有效途径。不论你是小公司还是较大的快速成长的公司，如果公司文化与公司使命紧密相联，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因为人们并不单单是为了薪水工作，也是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成为一家B型企业有助于提升公司在现任员工和潜在员工间的形象，员工可以充满自豪感地工作，他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值得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所以B型企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创建的社区，还在于它能有效地向员工传达公司文化和使命。这是我们从全世界B型企业中听到的两个最主要原因。
何莉君：已有研究表明员工和求职人员确实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或企业公益，但和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B Lab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
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和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相比，B型企业有几点不同。首先，B型企业对员工、社会、环境影响力评估是有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由企业资源提供，而B型企业是独立且全面的认证。企业在公益或志愿服务中做的事情并不能反映这家企业是如何对待员工、供应商和环境的。此外，一家零排放或低碳企业也并不能展现出企业对待社区或员工的方式。所以相比较而言，B型企业的标准是全面且客观的。
第二点不同在于B型企业的测评是完全透明的，而非只片面展现良好行为。在总分为200分的影响力测评中，B型企业必需达到最低标准80分。但无论他们的成绩是80分还是120分，他们都必需公开自己在各个维度的成绩，比如说员工待遇、环保责任以及客户满意度。所以B型企业对大众是全面透明的，不管是投资者、员工、还是顾客，他们都能全方位了解B型企业的表现，而不是仅仅看到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选择性披露的信息。
第三点不同，这也可能是最显著的不同，即相比较传统公司，B型企业及其董事需要履行更大范围的诚信义务。也就是说，在法律义务上，B型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也要在更大范围上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总的说来，B型企业认证是全面的、公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三点使 B型企业区别于传统公司，甚至是那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
何莉君：下面这个问题来自我们一位中国读者，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您会考虑将B Lab的认证扩大到非营利组织吗？特别是像私立学校或医院这样的收取服务费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或其它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或医院并不是以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方式运营，它们有时候看起来像营利机构，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商业化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它们需要达到一定标准，从而确保他们的公益性。所以，您会考虑向这类组织推广B Lab吗？
杰：这个问题很好。B型企业的标准体系与影响力评估可以为任何组织所使用。它们可以服务于任何非营利性机构，而且有许多非营利机构正在使用我们的影响力测评工具来衡量员工、社区以及环境方面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的服务已经扩大到这一领域了，目前有健康服务类、教育类以及其他的非营利组织正在使用我们的工具。但是B Lab不会认证这一类型的机构。因为我们认证的目的是在盈利性企业中区分出那些表现卓越的公司，这些公司在社会、环境影响力评估中达到了严格的标准并且它们是透明的、负责任的企业。这个认证领域是最混淆的，所以我们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在非营利领域，至少我们知道这些机构正试图创造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这些机构的运营目的。但对于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他们有赚钱的法律义务，所以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当他们宣称，他们正在做别的事情时，很多时候公众不相信他们。因此，这方面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是有帮助的。所以虽然非营利机构也在用我们的评估标准，但我们只认证盈利性企业。
姬晨：我们注意到B Lab积极地构建行业生态系统。您能介绍一下B Lab在这方面的工作吗？比如据我们所知，B Lab建立了IRIS 标准体系，您能详细谈一下吗？
杰：好的。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不是每家公司都会成为B型企业，一个更明智的目标是让每家公司都渴望成为与B型企业类似的公司。所以我们希望创建一系列的工具和程序，来帮助每家公司按照严格的标准去衡量和管理它们的影响力，使它们对待影响力像对待产品一样严谨。其中一个成果是我们发起了“关键项评估”（a measure of what matters）的倡议。这个倡议的核心内容是：既然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商业管理者学习了如何管理要评估的指标，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评估最关键的指标，评估会对员工、社区、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力的关键事项。我们用于认证B型企业的影响力测评体系免费提供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我们把它当做免费的教育和管理工具。目前，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40000多家公司正在使用这个工具。所以，B Lab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各种工具，这样能方便人们开始学习如何运用企业行善，如果这些企业已经开始行善，这些工具和资源也将帮助它们在这一领域深入实践。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关于我们刚刚谈到的认证所涉及的法律需求。我们创建了与众不同的公司结构，我们管它叫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目前这一公司的法律形式已在美国32个州获得批准，这些州的任何公司都可以采用这一新型的公司结构，这个新结构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和公司使命一致。我们有影响力测评的管理工具，还有共益公司治理工具。目前，美国有3500多家公司采用了这一法人形式。
正如您所说的，目前B Lab正在建立利用企业力量实现公众利益的行业生态系统。现在一共有1700 多家经过认证的B型企业，有3500家公司注册成共益公司，有42000多家公司正使用共益公司影响力测评工具。这三种公司都追求企业与社会的共益，它们构成了这一生态系统，而B Lab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公司提供所有提升的工具和途径。
另外，我们还在做两件与建立行业生态系统相关的事情。我们试图将这些工具纳入商学院和法学院的课程中。目前全球有500多家大学加入我们的“B 型企业校园计划”（B Corps on Campus Initiative），它们正在使用我们协助开发的利用商业来促进社会发展的课程，这样我们下一代的商业领袖就能掌握这些技能。
最后，我们即将成立一家媒体公司，叫做 “成为变革力媒体”（Be the Change Media），其业务包括出版杂志、创建网站、以及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鼓励人们运用商业行善。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认证公司，我们还在努力在市场建立一个生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们从事商业活动不仅为了盈利，还为了追求更高的目标。
王群：您刚才提到现在有1700多家B型企业。首先，您能谈谈这些公司的行业以及地理分布情况吗？其次，目前只有少数B型公司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B Lab在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呢？据我所知，目前香港和台湾都有B型企业，但中国大陆数量为零。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这1700多家B型企业大概涉及150多个不同行业。很明显，在消费品行业聚集了大量的B型企业，比如说食品、饮料公司、个人和家庭护理类产品公司。另外一个突出的行业是服务业，像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网络开发商、IT公司。消费和服务行业也是经济体中最大的两个行业，也聚集着最多的B型企业。总体上，B型企业分布在超过150个行业中，包括银行和房地产公司、家具制造商、风险投资基金、可再生能源公司、服饰公司等，行业分布非常广泛。
在地理分布方面，预计在今年年底，美国境外的B型企业数量将超过美国境内。在美国甚至北美以外，B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快。发展快的地区通常是我们在当地找到合作方的地区。不难猜到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相距很近，B Lab的第一个合作方来自加拿大。目前在加拿大有100到150家B型企业，这归功于当地有人在努力建立B型企业圈子，使B型企业成为人们愿意讨论的话题，并在公司高管之间口耳相传。
接下来有一群南美洲企业家联系了我们。他们中有一位来自哥伦比亚，一位来自阿根廷，其他来自智利。他们告诉我们，B型企业的推广活动大大鼓舞了他们，而且在拉丁美洲有很多企业家怀有相同的目标。他们想探讨是否可以创立南美B Lab。我们同意了这一提议。在南美洲，这一组织叫做 “共益生态”（B Ecosystem ）。多亏了这些企业家，B型企业得到了良好的推广。目前南美洲有150-200家B型企业，这要归功于致力于这个项目的当地人士，他们每天都在做支持性的工作。
在这之后，有５-６家澳大利亚B型企业联系了我们，他们说澳大利亚的B型企业太少了，希望发展更多，他们建议在澳大利亚举办会议，让更多人了解B型企业。我们非常认同这个想法。因为这群企业家有各自的公司需要打理，他们想找人专职来拓展B型企业社区。于是每家公司都拿出一些钱，雇了一个人来负责当地的B型企业事务。这人一开始是兼职，后来转成全职。目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差不多100家B型企业，有专门的组织支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最近是来自英国。
所以只要当地有企业想加入这个全球影响力领袖圈子，它们会率先成为B型企业，待当地有了一定数量的B型企业后（在某些地区可能是3到4家，也可能是10到15家），它们会汇集一定的资源，可以在当地一起成立或与其它组织合作成立B Lab。但是如果缺少本土的领导力积极支持和参与，北美的B Lab没有能力在世界上其它地区有效推动B型企业发展。
事实上，有很多原因造成B型企业在中国的缺席，刚才提到的这点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我们的测评体系也没有推出过中文版本，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中文版本。刚才您也提到台湾、香港有一些B型企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深圳、西安或成都没有出现B型企业。但我相信也许在你们的推广之下，最终中国大陆会出现B型企业。但如果我们没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B型企业的数量还是会很有限，可能只有10到20家。如果我们最终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他们应该是认识到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B型企业社区的重要性、并愿意促成这个社区在中国成立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工具支持他们。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当地的企业家或企业才能够引领本土的B型企业发展，而不是远在北美的B Lab。
姬晨：您对中国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或者社会企业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杰：非常感谢。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中国社会企业的现状以及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知道如何修改我们的标准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可能会对B型企业感兴趣的社会企业领袖，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确定谁可能是未来创立B Lab（中国）的合伙伙伴。我们最需要的是与我们目标一致的本土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了解我们需要与哪些中国机构建立联系并向他们学习。
姬晨：您目前有潜在的合作伙伴人选吗？
杰：没有。就像王群所说的，这些伙伴必须来自中国大陆，而不是香港或台湾。这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相关的合作关系，所以很难确定合适的合作伙伴。
王群：我想跟进这个问题。您刚才说您想修改标准使之更适合中国。目前这个测评体系应该是对全球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都一致适用的标准。您的意思是针对中国的这套标准会有所不同吗？
杰：问得好。我们的影响力测评有72个不同的版本。当一家公司登陆我们的影响力测评网站，他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其中三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公司的员工数量、所处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基于这些问题，系统会自动为这家公司定制一套影响力评估方案。对于一家小型的律师事务所和一家大型的制造商，他们的评估方案是不同的。一家在深圳的制造商和一家在旧金山的制造商，他们也会有不同版本的测评指标。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标准顾问委员会，一个针对发达市场，一个针对新兴市场。它们都会有涉及员工、社区、环境影响力的问题，但根据公司的规模、区域和行业，问题会有所不同。
随着B型企业社区的壮大，包括在新兴市场，我们面临着更多的区域性不同，比如中国的企业与公民社会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和拉丁美洲是不同的。由于在任何地方或国家都有大量公司，我们设计了区域或国家的特定问题，这样我们的标准能够与当地情况更相关，也更有用。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公司来试用我们目前的标准体系，他们能够告诉我们哪些问题是有用的，哪些问题在中国情境下没有意义，哪些问题需要改变，以及我们还需要提出哪些适用于中国公司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没有中方的合伙伙伴，没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公司进行试验，我们没有办法开发出适用于中国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大的样本量才能对系统进行智能性提升。
何莉君: 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标准和有效性必须要高且可靠，否则的话，又谈何公信力呢？所以，就您刚才的问题，我想简单地谈一谈中国的社会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从我的研究经验以及和中国社会企业的交流中，我觉得中国的社会企业更类似于收取服务费的慈善机构。也许您知道，在中国很难注册慈善机构，所以大多数非营利机构以公司的身份注册。但是在本质上，按照美国的标准，这些公司应该是公共慈善机构。虽然他们收取了一些费用，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再是非营利组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中国的社会企业中来寻找合作伙伴会很难，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传统的有社会使命感的公司。
杰：您说的很有道理。有很多的B型企业更像是社会企业，这是一方面。但也有很多大型的传统公司在社会影响力方面表现卓越，所以您刚才说的很有道理。由于社会企业更接近非营利性质，我们要更关注具有社会责任感并对B型企业推广感兴趣的传统企业。
何莉君：好的。我们也将帮你寻找可靠的中国合作伙伴，如果看到相关信息或一些机构对B型企业感兴趣，我们会帮助你们建立联系。
杰：谢谢你，莉君。谢谢你们抽出时间来采访。这是我们建立与中国联系的第一步。首先是在沃顿峰会相识，然后有我们今天的谈话，就这样一步一步，我们将建立与中国的联系，并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推动B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善与志：感谢您抽出时间和我们交谈，我们知道您非常忙，谢谢您接受采访。您今天讲得很棒，我们很期待与更多的中国读者分享。
杰：谢谢善与志。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B Lab和B型企业的信息、有意成为B Lab的中国合作伙伴、或愿配合B Lab开发针对中国企业的测评标准，欢迎发邮件至contact@shanyuzhi.com。
英语语音听写和中文翻译：翁小年，国内NGO 从业者。
校对与责任编审：何莉君、王群
微信编辑：王天宇
引用和转载说明：请务必注明作者和出处。出处为 《善与志》2016年总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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